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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八分半》突然下架，为什么以及梁文道在想什么？
各大平台悄然下架他的付费播客，54岁的梁文道只是淡淡地说：“这种情况司空见惯。”然后继续他20多年未变的事情——在深夜酒店的房间里，对着麦克风讲述这个世界。
很难想象，一个做了20多年媒体的人，一个从电视时代就到网络时代的文化人，突然之间他的节目就从各大平台消失了。
这就是2025年8月20日梁文道遭遇的事情——他主持的付费播客《八分半》在喜马拉雅、小红书和B站被下架，内容全部清空。
据说是一次为期15天的暂时禁言，但具体原因没人说得清楚。
而梁文道自己的回应却很平静：“这种情况在社交媒体上并不罕见”。
为什么一个习惯了说话的人，能如此平静地面对沉默？这个问题得从头说起。
1970年出生的梁文道是香港知名媒体人、作家和文化评论家。
他主持过《开卷八分钟》和《一千零一夜》这样的读书节目，也曾经是《锵锵三人行》的常驻嘉宾，被观众亲切地称为“道长”。
他的声音低沉语速缓慢，视角理性维度宽阔，就像大海无边。很多人说，听到他的声音就感觉前路有光。
但就是这样一个习惯了发声的人，却常常说自己做媒体是“误入歧途”。
他真正钦慕的是法国作家布朗肖那样的人——从不露面，连编辑都不知道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完全保持一个没有脸孔的状态。可惜他从高中开始写报纸专栏，太早进入了媒体圈，只能跟着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走，而这个规则就是需要被人看见。
《八分半》是梁文道2024年4月推出的付费播客节目，订阅费299元。 这档节目很快成为中国小众播客圈层中的“顶流”，仅在小宇宙平台就有超过35，000名付费用户。
有人估算这档节目年收入可能高达1500万元。 节目内容不仅探讨文艺作品，还紧密关注社会热点问题。
梁文道曾在7月18日的节目中提到《八分半》的内容部分与已故作家蔡某相关，在7月2日的节目中，他讨论了“人们为什么如此怀念蔡某”，提到了香港社会的变化，反复提及已停刊的亲民主派媒体《苹果日报》和《壹周刊》，甚至还用英文表达对身陷囹圄的壹传媒创办人Jimmy的感激之情。 这些内容显然触碰了一些看不见的红线。
为什么他非要谈论这些可能带来麻烦的话题？也许是因为他对理性声音的理解与常人不同。在梁文道看来，理性声音不是一个永远都有理性并且有道理的声音，而是一个随时预备接受别人有道理的声音。
这种对理性的追求从小学就开始了。幼时的他常听到大人们前言不搭后语，逻辑无法自洽。那时他就意识到，他想做一个讲道理并且能够接受道理的人，而后者更重要。甚至在被下架后，他都不愿意猜测原因，只是说“我也不打算进行猜测”。
梁文道的工作方式很特别。他常年住在酒店，自称是“room service大王”。 深夜的酒店里，他会从行李箱中拿出麦克风，拉上窗帘，清空桌面，在木质桌上铺上酒店的大毛巾，然后把麦克风架上去，接上手机和麦。
他关掉所有灯，只留一盏桌灯，当他对着麦克风张口的瞬间，想象中那个面目模糊、没有性别的人影就会来到酒店桌前。
所以他在节目里从来称听众为“你”，而不是“听众朋友们”。 这种工作方式他保持了20多年——年轻时在香港一家广播电台给人讲书，一个人能对着麦克风做一个小时的现场直播。 那时候录音间是昏暗的，只开一盏灯，他通过眼前的麦克风，想象着对面坐着一个人。
为什么他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说话？也许是因为他坚信“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有同情心的人，也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善良、更开放、更理性，是我几十年来做媒体的目标。”
他说过：“大家维持某种表面的体面，或者是对人好一点、友善一点，让大家都过得没那么难受，对我个人而言是很要紧的事。”
甚至会给酒店清洁阿姨一些小费，让她也能过得好些。 这种善良不是装出来的，而是渗透在他的一言一行中。
他会对每个初次见面的人介绍自己，包括公司里的保洁阿姨。 有一次开会，梁文道对着新来的实习生伸手说：“你好，我是梁文道。”实习生愣了，说：“我当然知道。”
《八分半》的下架引发了一系列消费者投诉。 用户们发现他们付费购买的节目无法收听，要求退款却遇到困难。
有人在小宇宙平台投诉：“节目下架了，我怎么听以前的节目和后面的新节目？不接收退款金额的说法。”
还有人在喜马拉雅平台投诉：“下架之前完全没有告知用户，下架之后平台也没有任何解释与措施给到付费用户。”
这种局面可能是梁文道最不愿意看到的——他的节目成了消费者与平台之间纠纷的源头。
为什么明知道可能碰线还要继续说话？梁文道曾经在《八分》节目中回答过一位听众的提问：“我们要如何缓解对目前现状的无力感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他是这么说的：“历史上所有的ha时代都会重新再来一次。我会常常提醒自己做好准备，我这辈子不可能都是这么太平，一定会经历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做好各种最坏的打算……到了最不堪、完全没有能力去做任何变化的时候，我能不能保住自己相信的某些东西，自己的尊严、一致性，自己的Dignity和Integrity，保住自己的一点清白……”
这段话现在听起来几乎像预言。
梁文道曾经形容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知识传播像一棵大树：
起初，并没有学校；不过是一棵树底下，一个人讲，一些人听；讲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是老师，听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是学生，起初，只有一棵树。
他想象的大学和教育，是有一个人在树下，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吸引来一批志趣相投的人。 即使在无数自媒体大号根据用户画像产出内容的时刻，梁文道依旧坚持给出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如今这棵树暂时被移走了，但那些曾经在树下听过故事的人，或许会在别处重新聚集。
54岁的梁文道曾经感慨岁月流逝：“一转眼，人生已经到了开始数得出余下日子的时段，身体各方面的变化也逐渐能感受到。”
但他也对变老有着独特的理解：“我们慢慢变老、慢慢成熟，是在帮助自己完成生命意义这件事。不断去跨越界限，不断去突破束缚，让我们更加自由，也让我们完成我们自己。”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如此平静地面对《八分半》的下架——对他来说，这只是又一个需要跨越的界限，又一个需要突破的束缚。
梁文道曾经说，理性是期待大家讲道理的期待感，是提问、交流、说服。
这种理性不是永远正确，而是随时准备接受别人有道理的声音。 在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里，他坚持着灰色的思考方式；在一个要么赞美要么沉默的环境里，他选择了理性地批评；在一个急于下结论的时代，他宁愿保留判断。
这就是梁文道，一个习惯了说话的人，在被迫沉默时依然保持着尊严。
他说媒体是一门手艺，而手艺人的本色，不就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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