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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验快堆反应堆大厅（资料照片）。
徐銤将1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设立了“快堆”科技创新奖——不要因此认为他的生活条件很好，他此前居住的房子使用面积仅60平方米，没有装修，地面还是水泥的，仅有的几件家具零散地摆在角落。此前儿子想去英国读博士，却因为经费负担不起而没有成行。
■本报见习记者 吴益超
中国实验快中子反应堆（以下简称“快堆”）工程的从无到有，花去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快堆”工程首席科学家徐銤近50年的时间。弹指一挥间，徐銤却说自己只有一个简单的信仰：为了国家。
在他眼中，没有比“快堆”建设的持续进行更令人高兴的事了。但徐銤还有着一个更宏大的愿景：希望有一天能有更多“快堆”，一起并网发电，为中国提供更多清洁的能源。
25亿造“快堆”
说起核电，更多人关注的是它的安全问题，毕竟在三里岛、切尔诺贝利与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核安全已成为世界“不可承受之轻”。但徐銤口中的“快堆”，已非早期的核电站反应堆。
它是世界上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的首选堆型，代表了第四代核能系统的发展方向。其形成的核燃料闭合式循环，可使铀资源利用率提高至60%以上，也可以使核废料产生量得到最大程度的降低，实现放射性废物最小化。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发展和推广“快堆”，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问题。
“与前几代核能系统比，‘快堆’的安全性好、废料少，优势十分明显。虽然我国在发展‘快堆’方面比一些发达国家晚了一步，但我们在学习国外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在管理方法、安全性上都有提高。”徐銤说，由于“快堆”采用了先进的非能动事故余热排出系统，因此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的堆芯熔化事故，在我国的“快堆”上不会发生。
2010年7月22日9时50分，“快堆”首次实现临界，我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快堆”研发技术的国家之一。一年后，“快堆”并网发电成功，它发出的电流输向华北电网，完成40％功率并网发电24小时的预定目标，“快堆”工程所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上下一片狂喜。
作为我国“快堆”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徐銤却并未因此放慢脚步，他很清楚地认识到，“快堆”离正式商用尚有一段距离。
“当时的并网发电大约只给每户北京家庭提供了零点几度电，这还远远不够，我几十年的奋斗，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快堆’研究透彻，安全稳定地发电。”
从世界范围来看，“快堆”的发展阶段依次分为实验堆、原型堆、示范堆、商用堆。其中，原型堆就是规模小一点的示范堆，示范堆作为商用堆正式运行前的准备，商用堆则是实际投入发电的成熟堆型，其运行可靠性要求更高。由于技术上的难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全球已经建成的20多个“快堆”仍停留在实验堆的基础上，还未发展到商用阶段。
中国的“快堆”战略分为三步走，首先要建实验“快堆”，目的是打基础，建立装置，掌握技术，培养人才，开展实验；第二步，建原型“快堆”或示范“快堆”电站，实现工业应用；第三步，建大型商用堆，实现商业化推广。
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二步的进程中，这亦是徐銤不曾放松过的原因。“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比如安全工作的保障。国家为这个项目前前后后投入了25个亿，我们不能有丝毫懈怠。”
“一生只需要做好一件事”
相关研究始于1965年。48年间，中国自主完成了“快堆”概念设计、初步设计、施工设计及建筑、安装调试工作。徐銤说，这一过程漫长而艰辛，更多的时候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与孤独的守候心态。
1937年，徐銤出生在扬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年抗日战争爆发，徐銤的父亲原本是搞化学的，由于担心受日本人逼迫去制造炸药而改行教了数学。若干年后，当时痴迷于数学不可自拔的徐銤收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反应堆工程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时，还有些不大乐意。但父亲告诉他，核工业是国防工程，“为了国家的安全与强大，你应该去学”。
这个简单的信念，如同种子一般种在徐銤心里，生根发芽。
1961年大学毕业后，徐銤进入北京原子能所（原子能院的前身）工作，当时相关工作属于保密的范畴。在徐銤的印象中，父亲始终没有过问过一句关于工作的事，父亲相信在他几十年的言传身教之后，已经不需要再对徐銤说些什么。
徐銤说自己忘不了初到原子能所时钱三强所长的一次报告会，他对着台下懵懂的年轻人说：“你们这些新同志，5年内一定要成长为能领导师弟师妹的人才，10年就必须全面搞懂这个专业，如果做不到就不要在这里继续工作了。”
徐銤听完后感觉压力很大，在随后的日子里总是担心自己达不到这个要求，他更刻苦了。住在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徐銤和舍友们极少早归，每天的话题总是三句不离本行。这份执著延续到今天，未曾改变。
这样的日子单调吗？徐銤对记者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直言自己从一开始就习惯了这种生活。
1965年，徐銤正式加入“快堆”研究。他清晰地记得提出“快堆”概念的美国物理学家、反应堆之父费米于上世纪40年代说过的两句话：“首先发展增殖堆的国家，将在原子能事业中得到巨大的竞争利益；会建增殖堆的国家，将永远解决其能源问题。”
这点燃了徐銤的热情。1970年，“快堆”的零功率装置在原子能所建成，临界实验也随后成功进行，但命运的吊诡就在此时演绎在了徐銤和“快堆”上。
一年后，为响应国家“三线”建设号召，“快堆”研究组集体搬迁到了四川夹江，300多名原子能所的研究人员携家带口走进大山。物质匮乏，经费欠缺，加之随后国家没有了对“快堆”研究的整体规划，同事们的积极性慢慢消减下来。
或许是认为“快堆”已经没有希望，继续耽误大好青春年华只怕会一生默默无闻，几年后，研究所里的人走了大半，只剩下徐銤等100多人。
徐銤有很多机会跳槽，当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亚湾核电站以及其他研究机构都曾向他抛去橄榄枝，但都被他一一谢绝。“你个人或许能有更好的前途，但你的专业大多时候却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国家辛辛苦苦培养你，不是为了你个人能挣大钱，有好的前途。”面对记者，76岁的徐銤眼中流露的更多的是坦诚与直率。
原子能院里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们也很喜欢这个说话没有架子的老人，不时找他聊工作，有时也谈到个人前途，徐銤总是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回答：“你学什么专业，今后就做什么，一生只需要做好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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