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治理终于上了《报告》

最近比较烦

本文由 马后炮化工论坛转载自互联网

——访国内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推动者、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

骆建华，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中华环保基金会理事。198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曾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所、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工作。1993年至2007年，在全国人大环资委办公室工作，曾参与组织历年环境保护执法检查并起草执法检查主报告，策划了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参与循环经济法、“十一五”节能减排等法律及政策的制定和起草工作。主持国家部委级课题十余项，发表研究报告数十篇，有关推行第三方治理等政策建议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批示，并在今年首次纳入《政府工作报告》。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在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业内人士敏锐地捕捉到一个新的概念：环保的第三方治理。这是这一市场化治污机制在中国艰难发展十几年后，首次列入政府工作报告中。

此前，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在环境公用设施、工业园区等重点领域，推动建立排污者付费、第三方治理的治污新机制。这是我国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提出的第一个国家政策。

第三方治理终于得到政府的如此重视，离不开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多年以来的努力。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是在国内最早提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概念的。近几年来，每年全国两会都能接到由该商会组织完成的关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提案议案。最终，第三方治理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2014年8月，环境商会向国务院呈交了《关于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报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张高丽均就该报告作出批示。可以说，这一报告对后来《意见》的正式发布，对第三方治理终于纳入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负责起草该报告的，正是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听完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后，骆建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有望成为扭转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重要突破口之一。

那么，第三方治理与传统的“谁污染谁治理”模式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哪些企业适合采取第三方治理模式？目前国内推动第三方治理的关键主要有哪些？针对这些问题，骆建华一一做出了解答。

说白了，就是请家政替自己打扫卫生

记者：首先请您做个科普吧，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具体是什么概念？

骆建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就是排污者通过缴纳或者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委托环境服务公司来进行污染治理。在国际上，目前工业减排普遍采用第三方治理模式。本世纪初，国外一些环境服务公司开始在中国部分工业园区开展第三方治理并在燃煤电厂脱硫脱硝领域取得成效。后来，一些大型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也尝试着采用这种模式来进行环保治理。

记者：这个第三方，一般是以什么形式出现？

骆建华：一般叫环境服务公司。例如法国的威立雅水务集团和苏伊士环境集团，它们是全球第一、第二大水务公司，主要是为市政和工业企业提供包括供水、污水和污泥处理项目的设计、施工、融资和运营维护等等。

记者：与原先谁污染、谁治理模式相比，第三方治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骆建华：形象地说，原先是谁的孩子谁抱走，现在是排污者出钱付费，委托专业的环境服务公司进行污染治理。也可以说是请家政公司替自己打扫卫生。

记者：目前国内绝大部分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都有自己的环保分公司。这些企业还需要第三方治理吗？

骆建华：再有实力的企业，工业污染治理也不可能是它的主营业务，它的治理水平不一定够专业。引入第三方作为治理方，为的就是能够提高企业治污效果和效率，使得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这就好比请家政公司来做，不是说你不会，而是人家更专业，做得更干净并且效率高。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这才是市场化运行机制。当然，第三方并不仅限于外部的第三方公司，企业自己的环保分公司也完全可以成为第三方。例如国电集团就成立了分公司国电龙源环保公司，集团下属发电厂的治污全部交由这个专业化公司统一来做。但这里有个质的变化，那就是环保分公司虽然隶属于集团，但它不再是某个企业的内部机构或者下属，它与集团的其他企业是市场关系，合同关系。

记者：企业选择第三方治理的话，是否就是把治污的法律责任完全转移给第三方，自己再怎么污染也可以不负责任？如果不是，企业与第三方的责任要怎么来界定？

骆建华：这次《意见》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相关方责任问题。排污企业承担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第三方治理企业承担约定的污染治理责任。也就是说，双方是怎样签订的合同，就按照合同中约定处理的污染物种类和数量，承担治污责任。如果是由于企业发生生产事故，导致污染物大量泄漏，或是上游产品、污染物种类和数量变化了，第三方就不承担责任，责任还是在排污企业。

记者：过去企业发生污染，政府非常明确找肇事企业。如果以后企业用了第三方治理，出了事故，在责任不明的情况下，政府首先找谁？

骆建华：企业承担治污的主体责任，出了事故当然首先找企业。这就好比你找装修公司来装修房子，装好后渗水，影响了楼下的住户，那楼下住户肯定是找你来解决而不是装修公司。然后业主和装修公司再按双方签订的合同谈具体责任。当然，开始实施过程中可能需要一个磨合期。《意见》里面也提到，会尽快出台第三方治理的规章制度，对相关方的责任边界、处罚对象、处罚措施等作出规定。

记者：具体实施第三方治理时，合同双方是有“规定动作”，还是由企业自行选择？

骆建华：双方可以谈嘛，既可以采用托管运营，也可以采用委托治理。托管运营就是企业原有的治污设施完全委托给第三方来进行运行管理；而委托治理，则是从最开始建设治污设施到最后运行，完全让第三方来做，企业按照处理废水、废气的量，给第三方付费。

神华是第三方治理的老客户

记者：据您了解，国内是什么时候兴起第三方治理的？

骆建华：大约是2001年开始，一些外资环保企业先从国内的化工园区做起的。

记者：为什么选择从化工园区做起？

骆建华：化工园区里企业多，而且有共性的企业相对集中，搞煤化工的都搞煤化工，搞化肥的都搞化肥，搞染料的都搞染料，这正好可以发挥出规模效应，更容易进行集中治理。实际上许多化工园区正是打着集中治理的招牌进行招商的。但那种集中治理往往是大家共用一个排污口而已。

记者：化工“三废”很难治理，“第三方”有这个水平吗？

骆建华：当然有。现在很多第三方治理企业分工已经很细了，业务覆盖废水、废气、固废等多个领域。比如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等。桑德环境主要是固废处置全产业链；国电清新主要针对大气环境治理方面，负责烟气脱硫、脱硝建造和运营；万邦达则关注工业水处理系统领域。

记者：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曝光后，煤化工的污染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煤化工生产所带来的污染不但十分严重，而且成分复杂，治理技术要求高，比如高浓盐水的治理，这样的污染也能够交给第三方治理吗？目前有没有煤化工企业选择第三方治理？

骆建华：其实我早就提出，现代煤化工项目选址普遍都是在富煤缺水的地区，煤化工污水又不同于普通的市政污染，它的污水成分复杂，处理难度高，处理成本也高，加上企业缺乏相应的环保经验，很容易在环保环节出问题。你提到的高浓盐水处理，现在已经成为制约煤化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攻关煤化工技术就已经很费精力了，企业哪还有精力研究污水处理？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个难题交给专业公司来做呢？像我刚才提到的万邦达，他们就是专门做煤化工水处理的。而且现在有很多煤化工企业都已经选择了第三方治理的模式，比如神华、中煤等等。我认为，第三方治理才是解决煤化工污染问题的有效途径，是煤化工污染的克星。

第三方治理应与信息公开配套

记者：但据说目前国内工业污染治理设施的社会化运营比例只有5%左右，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骆建华：一是经济成本和税收问题。排污企业自行治理污染问题，那么治理设施建设运营费用可计入企业生产成本，不需要纳税。而委托第三方环境服务公司投资建设或运营管理，排污企业就需要向环境服务公司支付污染治理服务费用，而环境服务公司还须缴纳各项税负，这实际上增加了全社会的治污成本。比如企业的脱硫项目，实行第三方治理后，还涉及双重征税问题，即电网企业将1.5分/度脱硫电价支付给电厂须纳税一次，电厂再将此电价支付给脱硫企业又要纳税一次。双重征税加大了脱硫成本，不利于第三方治理模式的推行。二是政策成本问题。在环保执法及监管不严的情况下，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企业往往选择不去治理或是治理不达标就直接偷排。这时专业化第三方治理的成本优势也就不存在了。只有企业全部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都在严格的环境监管之下，企业觉得治污不达标对于自身是件不划算的事情，那么它才会有动力，第三方治理才能显示出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方治理的普及过程，正是环保理念真正落实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市场化成熟的过程。这次《意见》也专门提出了完善价格收费政策、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和强化环保执法等，希望这些问题今后能很好地解决。

记者：新《环境保护法》中，对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做了专章规定，您怎样看待第三方治理模式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之间的联系？

骆建华：这与上面的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公开企业的环境污染信息，让企业接受公众监督，这将形成对企业治污的有效压力，促使其不断提升治污水平。这时，企业对于专业化第三方治理公司的需求自然就加大了。当然，对第三方治理公司来说，你治得好不好，水平如何，也要接受公众监督，技术服务能力弱和运营管理水平低的，也要列入黑名单。这就会促使第三方治理的水平不断提高。

记者：第三方治理模式的有效推进，最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骆建华：加强污染治理力度，激发环保产业蓬勃发展，从而促使企业达标排放，外排总量逐步减少。最终受益的，将是我们的整个环境。

记者：谢谢您的介绍！

             来源 ： 《中国煤化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