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电与清洁能源在中国减排之路上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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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马后炮化工论坛转载自互联网
不久前，解振华同意接受记者的采访，地点安排在他在中国发改委的办公室附近一间篮球场大小的房间里。当天户外的空气质量为“不健康”;至少，智能手机上的空气质量应用是这么说的。北京市民对此类应用的痴迷程度，不亚于伦敦人对天气预报的重视。
大量雾霾来自汽车尾气，但燃煤电厂也是来源之一。这些电厂推动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也将这个国家变成世界头号二氧化碳排放国。
中国对煤炭的巨大需求意味着，它在2012年排放了近100亿吨二氧化碳，超过美国和欧盟(EU)的总和，占全球总排放的近三分之一。尽管拥有13亿人口，但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仍高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几乎等于欧盟平均水平。
这让解振华的处境很困难。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位现年64岁、工程师出身的官员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气候谈判。这些谈判于近20年前启动，目的是遏制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是主要的人为制造的温室气体，科学家称，它正使大气层的温度升至潜在危险的水平。
谈判未能阻止排放量在过去10年创下有记录以来最快的增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中国一直在抵制外界要求其控制碳排放污染的压力。
在气候谈判中，如果解振华认为其他国家提出了过分的要求，他有时会拍桌，这让他出名。但现在他表示，窗外天天可见的污染，正在迫使中国做出改变——无论外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不夸张地说，雾霾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来源造成的，”他表示，“雾霾促使我们做出更重大的决定，加速转变发展和生活模式，转变经济、工业和能源结构。”
换言之，随着中国经济日渐成熟和降低对重工业的依赖，它希望在解振华所称的用更清洁能源代替燃煤发电的“巨大努力”基础上，更上一层楼。问题在于，中国愿不愿意(或者能不能够)及时做出改变，阻止全球气温升至潜在高风险的水平?
对于这个问题，解振华面露愠色。“国际社会有时候怀疑中国会不会采取切实行动，”他表示，“这件事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中国肯定会采取行动，不仅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健康，也要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做出贡献。”
没错，中国正在迈出惊人的大步，从燃煤发电转向更清洁的发电方式。去年中国新增的9400万千瓦发电装机容量中，近60%使用可再生能源。这其中包括超过1100万千瓦的太阳能，足以为中国的一座小型城市供电，并且高于其他任何国家一年的新增装机容量。
目前，太阳能、风电和水电占中国发电装机总量的近三分之一，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不到15%。中国还在进行排放交易系统的试点，有望到2020年建立全国性的碳市场。
但中国对煤炭的依赖还远未结束。化石燃料(主要是煤炭)仍占发电能力的近70%。尽管中国计划大幅增加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重，但咨询机构IHS表示，预计2020年前中国也将新增24800万千瓦的燃煤发电装机容量，相当于每月新建约三座燃煤电厂。
燃煤让中国的城市乌烟瘴气。但在中国试图摆脱对煤炭的依赖之际，其它一些因素突显中国面对的巨大挑战。水电大坝目前是中国遥遥领先的最主要可再生能源，但不可能无止境地建设下去。核电成本高昂。中国的页岩气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煤炭不仅廉价，在身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经济中，煤炭也根深蒂固、盘根错节。
对能源和气候政策领域的官员和顾问的采访似乎表明，中国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有共同之处。后者曾祈祷：“赐予我贞洁吧，但不是现在。”
没错，中国希望减少排放，但它或许不想以气候科学可能要求的速度迅速减排。
虽然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瞩目，但中国仍有近1亿人生活在每年2300元人民币(不到400美元)的国家贫困线以下。中国应当在实现与西方可比的生活水平之前像西方那么快地减排——这种观点仍极不受欢迎。“中国不是乍得，”解振华提到的乍得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是美国、欧盟或日本。”
他表示，这些国家的碳排放在人均GDP达到1万至1.5万美元(一些情况下甚至是3万美元)时达到顶峰，而中国的人均GDP还在6000美元左右。
那么，中国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今年9月各国首脑在联合国(UN)阐述各自的气候变化对策时，我们或许将看出一些眉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