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文化差异：国际能源合作不得不迈的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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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马后炮化工论坛转载自互联网
      前不久，第11届APEC(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京举行，“共建亚太能源安全新体系”成为21个经济体的共同关切。据国际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亚太能源需求将占世界能源需求的一半以上，其中80%为化石能源。确保能源供需安全，成为亚太成员国必须共同面对的命题。能源困局逼近，各成员国当如何破题?

    暂且将该问题搁置一边，把焦点转移到中国能源国际合作论坛推出的《中国能源国际合作报告——能源文化的国际视野比较》上。该报告以能源文化之手，触碰到国际能源合作过程中的诸多实质性问题。

    也许有人认为，漫谈能源文化，不如多产一吨油、一方气来得实在，到头来只是形而上的抽象演绎。无形与有形之间，不禁生问：能源文化的价值点在哪儿，我们又该以何种姿态审视能源文化?

    大到一个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小到一个城市、一个企业、一个机构、一个社区或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与能源有关的所有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即为能源文化，其包括有关能源本身的自然属性的文化，与人类应用能源的社会属性的文化。归根到底，能源文化即如何看待能源开发利用的问题，或者说能源方面的价值观。

    在2011年欧洲举办的能源文化研讨会上，专家们提出“大力培育和推广优秀的能源文化是全世界解决能源问题、实现节能减排重要措施之一”的观点，第一次把能源文化提升至一个崭新的研讨领域。

    看似无形，实蕴深意。能源文化，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能源战略的机理与走向。不同的能源文化，孕育出不同的能源发展战略，不同能源发展战略又外溢为不同的能源对外合作战略。国际能源合作，即可成于能源文化差异，亦可败于能源文化差异。

    拿亚太经合组织的21个经济体来说，虽说确保各经济体能源供需安全、推动APEC地区能源实现健康发展是共同课题，但它们之间的能源合作其实正是21种能源文化的大博弈。

    日韩是亚太地区的能源消费国，国内资源匮乏的自然条件促使这些国家施行多元化进口战略与能源替代战略。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传统的油气输出国，因过度倾向发展上游产业致使下游炼化工业薄弱，在出口原油天然气产品的同时需大量进口成品油。中国是亚太地区的能源生产大国也是能源消费大国，但更多是以消费国姿态出现，拓展海外市场、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是中国的战略选择。

    由此可见，亚太经济体的能源发展策略呈“各有千秋”之势，这无形当中会产生能源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导致亚太地区主要能源消费国之间产生资源竞争。

    然而，文化总会激发无限潜能，由于战略重点不同，能源消费国之间、能源消费国与生产国之间又存在大量合作机遇，比如，共同应对全球能源格局变化、能源市场波动及气候环境变化等。

    显然，开展能源国际合作，要跨越不同能源文化间的“鸿沟”，获得对能源文化的共同认知。比如，面对全球能源日渐枯竭、环境日益恶化等世界性难题，发展低碳经济，调整能源结构成为当今社会能源发展的主题，而能源文化的交融正是紧跟绿色能源潮流的最佳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能源革命讲话中，提出“必须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审时度势，借势而为，找到顺应能源大势之道”。“找到顺应能源大势之道”中的“道”，正是能源应该拥有的文化价值。

    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对于能源文化而言，亦是如此。开展能源国际合作，只有理解、尊重对方的能源文化，在能源文化差异性面前“求同存异”，才能找寻到更多文化契合点，获得更深层的文化认同，如此才能更好地对接能源战略，于“润物细无声”中实现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