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化学阉割：不是刑罚，而是治疗

harveychen

化学阉割其实不是个新事物，始创于美国，后来陆续十几个国家跟进，包括我们的邻居韩国。很多年前，中国也有人提出引入化学阉割问题，争论中，一位著名刑法学家一言定论：化学阉割不人道，侵犯其人权；犯罪成因很多，单纯找生理原因很难奏效。所以，中国短时间内不宜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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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理由主要是法理上的考量，貌似有理，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罪犯的人权需要保护，市民的生命健康也需要保护，如果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就需要牺牲一方。牺牲哪方呢？是存在着生理性难以遏制的冲动和变态反应的个别性犯罪者，还是无辜的广大的老百姓？每个选择都会找出无数的高深的理论和熠熠闪光的词语去支持，所以无所谓绝对的对和错，只是立法者在利益上的一种平衡。

如果选择牺牲罪犯，“阉割”对其人权的“侵害”很容易受到历史案例的影响，误认为很严重。中国古五刑里有宫刑，是仅次于死刑的严酷的肉刑。史书中记载了很多悲惨的案例，有的人由于感染死了，有的则生不如死，所以司马迁说“最下腐刑极矣”。但现代的“阉割”只是让罪犯服用一些药物，把其不正常的性欲降低到安全的水平，不动刀，不流血，副作用小。这种处理与传统意义上所谓的“阉割”相去甚远，肯定不是肉刑，甚至不是惩罚，更多的是一种治疗。所以，与其说它是一个法律术语，倒不如说是个医疗名词更准确。现在之所以有争论，有误解，有恐惧，都是一个不恰当的名字惹的祸。所以韩国法律界把“阉割”这个词改成了“防止性冲动的药物治疗”，这名改得好，不那么惊悚，也符合实际。

药，是用来治病救人的。让罪犯服药，也是为了救人。一是救广大潜在的可能受害者——我们不能放任一只狼徜徉在羊群中间，等有某只羊受害了法律再假装很及时地出现，那样的法不是善法；二是救罪犯自己——国法无情，累犯性犯罪一旦被抓，大概率会遭遇极刑。通过服药，降低冲动，减弱兽性，回归人性，让他免于一死，是对他最大的人道。

从另一个角度讲，现行法律规定对于精神病患者不能判刑的要强制性治疗，那么对于类似变态人格的罪犯，能不能从法律角度也归入精神病系列？因为从法律后果上讲，变态人格与精神病患者对社会的危害相差无几，甚至在某方面前者要远远大于后者。

至于“犯罪的成因很多，单纯从生理角度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判断，是正确的，可惜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个案不同，罪犯迥异，成因当然各式各样，但法律能逐一对各个个案成因预先精准作出分类、判断，并给出对策吗？那不是立法层面的问题。法律只能从纷纭案件中总结共性，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给出相应措施。从生理角度入手的确不能完全消灭此类犯罪，但至少能部分解决问题。世界上有许多关于此手段实施效果的调查报告，数字摆在那，犯罪的确大幅度减少了。为了减少犯罪，在稳妥的前提下，进行各种有益的尝试，这是个积极的办法。坐在书斋里，说着“犯罪是不能完全被消灭的”，然后无动于衷，认输投降，这不是一个有价值的态度。

从目前来看，在我国化学阉割短时间内不会入法。但我们可以认真地研究、讨论这种可能性，评判其效果的好坏、利益的得失。随着时间的流逝，根据技术的发展，现实的需求，结合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和我们的国情，我国法律也许会适时慎重吸纳，让这一措施成为减少犯罪的一大利器。

（来源：检察日报 文字：沈占明——作者系公务员 编辑：潘 伟 监制：宿广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