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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关于中国为何难出大师的著名问题发人深省。
成为大师是小概率事件，需要千锤百炼，至少有四个基本要素：（1）执著的追求；（2）过硬的本领；（3）前瞻性选题；（4）超人的付出。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在滋生浮躁。要达到这四条绝非易事。
“浮躁”从家长就开始了。如今大学生的高考志愿几乎全都是家长在包办。家长则是从“钱本位”或“官本位”出发，按“钱途”最佳原则为孩子选择专业，设计发展道路的。学生真按自身兴趣选择专业、志向的寥寥无几。我每年都会接到“高考咨询”。奇怪的是，“咨询”几乎清一色来自考生家长，而非考生本人。家长们常常忽略了自己孩子的兴趣、爱好和专长，直奔“主题”，更关心“经济效益”问题。数学离赚钱最远，那些关注“数学”的家长，大都想确认“先学数学，再转金融、经济、管理”之类路线的可行性。我经常跟他们说，最要紧的是孩子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这事关孩子一辈子的快乐、幸福，但很少有人听得下去。如果没有明确志向，干的并不是自己真感兴趣的事，如果连志愿本身都是家长按“钱途”设计的，怎么能指望这些孩子成为未来这个行当的“大师”呢？
有了对事业的“如醉如痴”以后，就要考验过硬的本领了。人的能力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细的或微观的）专业功夫，另一类是（粗的或宏观的）全局能力。前者指逻辑能力、动手能力、实验技能等，后者主要是大局观和提出新想法的能力。中国孩子以牺牲少儿时代的天真、快乐为代价，书包最重、读书时间最长、训练最严酷。题海考试和各种“奥赛”训练，加上人种的高智商，使得中国优秀学生的专业功夫无人能比。须知，当中国孩子苦读书时，西方孩子是在玩儿的。这也是杨振宁看好中国教育的原因。但中国的教育与考核体系不鼓励创新。中、小学一切围着“中考”、“高考”指挥棒转。老师的成败也靠升学率检验，哪里顾得上发掘学生的创新潜能？学生偶尔闪现的一点点独特火花，常常轻易就被抹杀了。而在西方学校，学生的不同见解更容易受到保护。老师会主动帮助学生完善自己尚显幼稚的新想法。在个性化特点得到尊重和发扬后，他们报考大学时自然会清楚自己的兴趣在哪里。无法想象报考大学同时填写一所大学的三个不同专业仍不够，还要追加一条“服从专业调剂”！这个差别，就使西方孩子对事业的喜爱和提出自己见解的能力强于中国孩子。这也是丘成桐一再批评中国教育的原因。通俗地说，中国学生“抓耗子”的能力强（适合于打工），西方学生“找耗子”能力强（适合当老板）。北大、清华等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生之所以倍受西方著名大学欢迎，就是因为他们“抓耗子”的本领实在太强了。
可见，只有同时具备 “抓耗子”与“找耗子”两种能力，才有成为大师的可能。中国学生迟早必须解决“找耗子”能力不足的软肋。
我认识的一位“个性女生”，中考就不理想，回来大哭一场，发榜时才知总算进入了大连市前几名。高考又“栽了”，最难那道数学难题的证明方法与标准答案不同。经申诉和专家鉴定，得到查卷机会，把误判的分数找回来，这才被北大录取。去年从北大毕业，被属于美国公立大学前三甲的UCLA录取读研究生。但愿这个颇有特点、险些被中国高考扼杀的小女生在美国能有使人眼睛一亮的表现。
我自己三十年前也曾有过一段高考阅卷经历。那次我主动承担最后一道11分的证明难题。学生的解答千奇百怪，屡次遇到与标准答案所列几个套路都不相同的证法。我耐心审查这些“个性化证明”，挽救了多位想法独特的考生。这些“个性学生”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一位年轻的阅卷教师曾细心呵护过他们。
大师或诺贝尔奖级别工作的突出特点是研究工作的高度前瞻性。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追求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利益。功利色彩鲜明。人们普遍期望尽快取得回报。一名刚毕业的博士得快出成果，以解决职称问题，因为一切都与职称挂钩。如果5年合同期内升不上副教授，就有被解聘的可能。即使无解聘危险的副教授、教授，每年也都面临考评，通不过就拿不到岗位津贴，更无法升级。面对层层考评，有多少人会甘冒风险去做没有把握的稍大选题呢？
科研项目分为两类：解决具体技术问题的“横向项目”（来自企业）和偏于理论研究的“纵向项目”（来自政府）。但即使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周期也不过三、四年而已。项目周期已经决定了选题的大小。现实情况是：经费多的“大项目”，科学创新含量反而有可能偏低。道理很简单，如果已经能看到经济效益，就不会有大的理论困难了。从管理的角度，怎么能要求一个任期是5年的管理者去支持10年才能看到成果的项目呢？
诺贝尔奖需要多大的选题呢？请看高锟的例子。激光技术出现以后，高锟想到把激光用于通讯，用光缆取代传统电缆。这是颠覆传统观念的大胆想法。1966年他发表关于光纤通信原理的第一篇论文时，光纤通讯所要求的高质量玻璃并不存在，因而被许多人认为是“疯子”。今天，这个“疯子”的预言果真变成了现实，并且彻底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和每个地球人的生活！但这一成果终于被科学界公认、获得诺贝尔奖，已经是在43年后的2009年，当他已经患上老年痴呆，只能由夫人代替在颁奖典礼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
我们见过这样的选题吗？人们恨不得今天播种，明天就收获，甚至不想等到秋天。有谁会做40年才能看到成果的大选题呢？中国学生在国外的杰出表现说明，与其说中国缺人才，不如说中国缺少这样高度前瞻性的选题和工作平台。
中国也曾有过这个级别的选题和成果，并与诺贝尔奖近距离擦肩而过。1965年中国人工合成结晶体牛胰岛素的工作应该属于诺贝尔奖档次的成果。那是中科院、北大等多单位集团会战的成果，接近于计划经济下的“两弹一星”模式。
在具备了对事业的“如醉如痴”、过硬的真功夫和高度前瞻性选题后，最后所需要的就是老老实实的工作和为科学献身了。现代科学探索的艰辛和付出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许多科学实验，例如研究遗传规律的实验、研究基本粒子规律的实验等都是日夜不停的。需要科学家奉陪到底。丁肇中说过，他在欧洲基本粒子实验室曾经有过四、五天在实验室连续工作的经历。那是一次非常困难的实验，需要收集的数据非常小。据丁讲，四、五天不睡觉下来，除了记得那组实验数据，大脑一片空白。大概仅存维持这组数据的这一点儿能量了。科学大师的重要工作就是这样完成的！而且常年累月如此！
再看我们熟悉的陈景润。他对哥德巴赫猜想如醉如痴，倾注了毕生精力。最近几年，有两项更大的猜想---费尔马大定理和庞加莱猜想分别被怀尔斯和佩雷尔曼解决了。在此之前的几百年间，不知有多少数学家“出师未捷身先死”，为此耗尽毕生心血，成为探索人类文明的无名英雄。中科院数学所的同行朋友说，陈景润在他们那里并不算最聪明的，类似天资的人可以随便举出一大把。但只有陈景润做到了对这样大的选题锲而不舍，敢把毕生都押进去。其实，当时陈景润连温饱都没有保障，8平米住房，单身一人。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哥德巴赫猜想的选题和工作状态都有“疯”的特点，这就是陈景润。要想在科学上干出大事业，就必须经得“诱惑”，有“卧薪尝胆”的“陈景润精神”。没有捷径可走。
改革开发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震撼了全世界。如此高速发展衍生出这种或那种浮躁心态都不足为怪。毕竟经济是基础。当国家强大起来、人民富裕起来，当更多的人衣食无忧以后，中国人必定会有不一样的胸怀！必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献身科学。中国人如此聪明、勤奋，中国经济发展如此迅速，中国社会如此稳定、和谐，我们完全可以期待那些以往只在有西方才有的大选题、大成果在中国的不断涌现。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必将是全方位的，诺贝尔奖只是一例，应该不在话下。只要看看中国大飞机C-919将如何促成世界大飞机市场A（空客）、B（波音）、C（中国）三足鼎立时代的到来，我们就有理由充满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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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970-1-1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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