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上世纪七十年代,电子计算机推动着非军事行业的技术进步。世界化工技术在蕴酿着革命性的飞跃。我国化工设计系统中一群知识分子,在当时极其艰难和险恶的形势下,紧跟世界发展潮流,奋起攀登电子计算机应用于化工设计的技术高地。国家化工规划局的决策者也敏锐地意识到,我国化工设计与国外先进企业的主要差距,可能就在于化工设计中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和应用。于是及时地组织了各主要化工设计院参加的大规模化工软件的协同开发,称之为”化工流程模拟系统”的攻关会战。这是我国第一次组织大规模开发专业设计软件的试探,它奠定了我国计算机辅助化工过程模拟的技术基础。
笔者有幸参与了这一攻关会战的全过程。在攀登技术高地的征战中结识到国内不同单位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在攻关历程中不图名利不畏艰险携手前行,展现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传统的文明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风貌。那里虽然没有硝烟战火,但他们都无愧于攻关战士的称号。
三四十年过去了,如今他们大多都已步入暮年,而且不少已经离去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留洋经历,没有博士学位,没有院士桂冠的”三无”学者,他们都是供后人踩踏的曾经发光的铺路石,是值得后人敬重的。想到这一点,我写下了下面的回忆,算是在对过去的自己,也是对”战友”们的一束思念。
潘鸿 于澳门
一 蹒跚起步
1965年,座落在上海南京西路的化工部上海化工医药设计院,是化工部内实力超群的设计单位,也是化工部寄予厚望的设计院。考虑到国家化肥、石油化工和制药业急速发展的需要,设计院从其他单位调配来各专业的技术骨干。专业配置齐备,人才梯队连贯。有早年海归之化工前辈,也有50年代国内名牌学校毕业的技术中坚。为了适应国家化学工业的发展,国家给设计院分配大批大专学校毕业生,62到64年3年来了四百多。
化工厂的设计是由多个专业组成的。诸如工艺专业负责化工流程的实施,设备专业负责流程的定型、非定型设备,土建专业负责建筑物,总图专业负责厂区布置,以及电力专业、给排水专业等等。还有一个最年轻的自控专业,负责装置的仪表和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过去化工厂主要依靠人手操控,检测仪表只是个小角色。50年代以后自动控制发展很快,自控专业成了成套设计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但是自控人才奇缺,国内高校直到1961年才有第一批自控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能分配到各个设计院的自控毕业生实是少得可怜。上海化工医药设计院也不例外。
设计院院长兼总工程师徐以俊,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入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后曾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政治指导员,察哈尔军区制药厂厂长。五十年代初到苏联列宁格勒化学制药学院学习。无论是个人的革命历炼还是化工专业资历都是领导设计院的优秀干材。他深受设计院上下员工的尊敬和爱戴。大家当面称呼他徐院长,而背后常昵称他徐老头。其实他当时年纪并不大,50岁还不到。
不变的情怀──记上海石化老领导徐以俊 https://meng.horse/thread-215832-1-1.html (出处: 马后炮化工-让天下没有难学的化工技术)
- 徐以俊(1916.11.3-2011.12.21),高级工程师。江苏苏州人。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曾任察哈尔军区制药厂厂长。
- 出生日期:1916.11.3
- 逝世日期:2011.12.21
- 1951年至1954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化学制药学院学习。回国后,历任化工部上海医药工业设计院院长、总工程师,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副厂长、总工程师、设计院院长、高级工程师。曾参加领导上海高桥化工厂和兰州石油化工厂的设计工作。主持规划和设计的上海石化总厂在投资金额、工程进度、产品数量和质量及投资回收方面,均达到规划要求。
复制代码 徐老头对设计院的构建可谓尽心尽力,特别是在技术人才的组成和培养上着墨至深。对于分配来的大学生,他都是亲自预先查阅档案细心挑选。认为不够格的,当即退回更换,以保证设计人员的整体素质。为了完善各专业的骨干队伍,他向上级要了几十个上海户口名额,用来引入外地的技术专才。当时,能返回上海工作是很多人身在外地的上海人所梦寐以求的,因此,送到院长办公桌上的求职信、推荐信络绎不绝。徐老头都细心阅读,逐一比较,绝不徇私。水平不够的,一律拒诸门外,发现是设计院所缺少的专才,则不惜重”金”,收归所用。例如有一位设备专业的资深工程师,个人经历和业务水平都很亮眼,正是设计院当时所欠缺的专业骨干,徐院长当即决定录用。同时安排他爱人在设计院工作,连同子女一共四个外地户口一起调入上海。这一例子深深显示了徐院长求才的决心。但是如果技术水平不够格或不合适的,无论是谁人举荐的,都一概拒之门外,没有情面可讲。至于贿赂、红包之类,更是半点不容。这种一心为公的行事作风,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是深得员工交口称誉的。对于设计院自控专业的缺员,徐院长则是挑选有潜质的其他专业毕业生改行,调去充实自控专业组。在夜晚,人们常会看到院长办公室窗户的灯光,那是徐老头在静心检阅员工的技术档案,了解各人的技术专长和特点,以便有机会时能提拔有潜质的人选,安排到恰当的工作岗位上。因此,他对设计院内技术人员的专业特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的。
潘鸿1963年湖南大学化工系毕业分配到上海化工医药设计院。被要求改行从事自控专业,分配到专门从事氮肥项目设计的自控专业组。这是国家的需要,他没有不服从的理由。当时设计院内新老员工之间崇尚互相帮助,新手边做边学,很能促进技术成长。
一年多以后,潘鸿已经可以像一般的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生那样独当一面了。他被分派到吴泾化工厂的一个大型化肥装置扩建项目去作自控专业的施工代表,独立处理建造时出现的设计问题了。这是苦差事,要长驻在市郊的工地上,别人多是不大愿意去的。这时他的工作只能算是中规中矩,因为自己不懂的东西还很多。
吴泾化工厂项目是国内第一个自行设计建造的大型氮肥项目,设计院很是重视,不定期地会召习驻厂施工代表回院汇报工作。有一次潘鸿返设计院汇报吴泾项目自控施工情况,徐院长在场。在汇报完基本情况以后,潘鸿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吴泾厂当时的动向,说厂里成立了一个小组,要与上海化工研究院一起探索电子计算机控制化工生产问题。徐院长一听,马上追问详细情况。潘鸿介绍说这只是厂方领导提出的一个试验性课题,并未有详细的计划。就这么一个模糊的讯息,徐院长敏锐地感觉到化工行业广泛应用电子计算机的前景将要到来。他意识到化工设计中应用电子计算机必将是设计院未来发展的新路向,尽管当时大家都不知道电子计算机是甚么玩意。徐老头当即说: “我们也要搞这个。” 这是一个绝对超前的大胆的决定。在世人对电子计算机还来不及理解的1965年8月,徐老头能敏锐地实时作出判断,真是十分难得的英明!
吴泾化工厂老照片-来自网络
会后没几天,徐院长在院内各专业中抽调出六七个人,是认为数学基础好,搞电子计算有前途的,新成立一个电子计算组。成员除了潘鸿这个湖南大学毕业生以外,其他有苏联莫斯科动力工程学院留学回来的,有西安交大的,南京航空学院的,中山大学数学系的,有一位是原来在华东计算所工作过的。当时他们大多还不是各专业的技术骨干,但在徐老头眼里,他们是设计院内的富有潜质的技术精英,堪赋予重任。在电子计算组成立会议上,徐院长交下的任务简单又明确。院长告诉他们,3年内不问你们要成果,但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为设计院摸索出一条电子计算机应用于化工设计的新路来。没有老师,没有学校,没有教材,没有经验可循,因为这件事从来就没有人做过。他们只有凭自身的知识积累和专业素质去实践,去探索,去为我国的化工电子计算机应用闯出一条路来。
建组之初,电子计算组成员集中到吴泾化工厂,在协助处理扩建工程中施工问题的同时,和吴泾化工厂以及上海化工研究院几位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讨论、探索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方向是围绕电子计算机控制生产的模式,生产数据的采集和处理方法,以及生产控制的手段等等。大家都没有见到过电子计算机,要建立原始的概念殊为不易。看书、看资料,专题讨论,各抒己见,各取所长。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打乱了原有的探索步伐,吴径化工厂的计算机控制化工过程的探索无法继续,电子计算组成员都返回设计院,转向探索计算机为化工设计服务的课题。当时电子计算机是很保密的东西,国内刚刚出现,一般人都接触不到。组内有一位同事曾经在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过,与华东所接上关系,得以借用它们较为老旧的计算机去学习使用。大家开始对计算机有些感性的认识,逐渐蹒跚起步了。
随后,”造/反/有/理”的思潮渗入设计院。徐院长仍然坚守岗位,尽力安排好设计院的工作。直到他意识到将要离开院长职位的前夕,他所考虑的,他所记挂的,还是如何保护好设计院这支人才队伍,如何保持住设计院的技术高水平。
那时电子计算组的几个人在学习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到位于市郊嘉定的华东计算所租用计算机实习。每个星期去两次,每次用机一个钟左右。用机费每小时60元,加上旅差住宿,耗费不菲。这些,院财务科是最清楚的。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你们计算组这几个人简直是用钱堆起来的。但是,徐院长认定,这些付出是必要的,必须坚持下去。到计算所算题当天来不及返回,要在嘉定过夜,按设计院财务规定,这是市外出差,差旅费的报销需由所在科室主任签字再经院长签字核准才可实施。徐院长考虑到,在现在计算组工作尚未取得重大成果之时,如果后继的院领导因为未见成果而不批准他们的出差,那么计算组的工作势必无而为继,走向散伙。这样的前功尽弃是他所最耽心的。因此,在意识到自己将要”靠边站”前的两个星期,他给财务科发下一个指示,说计算组的几位同志每周到嘉定去算题出差已是常态,以后可按一般市内出差处理,即只需室主任签核即可,不必经由院长再批了。这样一来,就扫除了后继院领导用不予出差的方法扼杀计算组工作的可能性,使这一专业队伍能得以保存,继续成长。
常人在处于危难变化之际,大多必是先考虑自身的安危而遑论其他的。但是,在当时纷乱的状况下,徐以俊关注的仍是保住设计院人才的大局,他能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从容地发下保障计算组人才的关键指示,计算组各人无不大为钦佩。在设计院众多的事务中,计算组的工作还算不上很大的事,但长远看却是至关重要的,徐院长的高瞻远嘱使计算组的成长避过一个险滩,实是居功厥伟。后来,徐以俊被调离了设计院,到新建的上海石化总厂去当副厂长、总工程师。在那里,他出色地做了许多工作,直至年迈退休。他获得的官方评价是”主持规划和设计的上海石化总厂在投资金额、工程进度、产品数量和质量及投资回收方面,均达到规划要求。”
设计院的老职工都很想念他们的老院长。在九十年代,一次庆祝上海医工设计院建院40周年的会议,院领导请来了久违的老院长,请他上台给大家讲讲话。当徐老头刚踏上讲坛,台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其后全体老员工自动起立,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以至徐老头的讲话久久都不能开始。在座有不少文革后到院的新员工,他们不认识这位老人,无法理解他的到来为甚么会引来这样大的轰动。年青人问老工程师: ”这是谁?” 老工程师都忙于注目、鼓掌,没能顾得及回答。年青人感到诧异,是甚么人物能让这全院大批见惯了大世面的功勋卓著的技术骨干如此兴奋如此动情的呢? 讲台上的长者看似只不过是一位既不高大又不魁伟的老头。会后年青人都在到处打听。
徐以俊是老了,退休了。在家里有时写点回忆文章,有稿费的话大多都是捐给慈善机构。他还常常关心曾浇灌以大量心血的设计院,设计院一些已退休的老职工常会去探望他。他是活到九十五岁才离去的。离世前徐老头让家人陪着去了次书店,看着书店里满架的新书,他慨叹说: “让我再多活5年,把这些书都读一读该多好。”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他的人生境界。听者无不为之动容。这是一个一心为事业、毕生求真知的令人尊敬的长者,人们是会怀念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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